<code id="y6gcc"><code id="y6gcc"></code></code>
<acronym id="y6gcc"><small id="y6gcc"></small></acronym>
<rt id="y6gcc"></rt>
<acronym id="y6gcc"></acronym> <acronym id="y6gcc"><optgroup id="y6gcc"></optgroup></acronym>
<acronym id="y6gcc"><center id="y6gcc"></center></acronym>
? 首頁 ? 百科知識 ?兒童社會救助_法國社會保障制度

兒童社會救助_法國社會保障制度

時間:2020-03-16 百科知識
兒童社會救助_法國社會保障制度

六、兒童社會救助

法國的省涉及的社會救濟范圍很廣,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舉,本文以“兒童社會救助”為例進行概述。

兒童社會救助(ASE)是一個以兒童及其家庭為目標的救助機制,由地方財政負責實施。其主要面向遇到社會、社會心理和教育等方面困難的、無法或無力繼續擔負子女物質、教育、精神和心理需求的家庭。此外,兒童社會救助負責執行相關法官制定的法律措施,并為此類措施提供資金支持。兒童社會救助支出占各省社會支出的25%。該項國家年度支出總額為53億歐元,平均每年每人支付87歐元。

(一)兒童救助的發展史

兒童保護問題的公共干預機制是逐步建立起來的。在家庭中,全能的管理者為神圣的君主權力的對應產物,因而公共力量對于兒童的保障,首先涉及無家可歸的兒童、孤兒或被遺棄兒童。在古代,對于此類兒童的保護顯然被劃分為教會慈善行為的范圍之內,應由之負責:修道院的收容所也接收孤兒、被遺棄兒童和未成年母親。17世紀,saint Vincent de Paul具有標志意義的行為開創了農村乳母家庭收容和棄嬰收容院(1638年)形式。

法國大革命開辟了兒童救助的一個新時期,其宣布國家負有救助孤兒和被遺棄兒童的責任(《1793年憲法》),即“國家收養兒童”。由各市鎮/公社的慈善機構負責被遺棄兒童的公共救助。

以啟蒙哲學家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為開端,法國社會在19世紀的民主化過程中確立了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立法。早在1841年和1874年法案中,就明確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禁止安排8歲(1874年法改為12歲)以下兒童工作。1882年于勒·費里法案確定了兒童義務教育法規。其后,1889年的有關受虐待或精神上遭到遺棄的兒童保護法案,涵蓋了之前所有法規中有關兒童保護的內容,并將學校的義務和責任列入考慮范圍。

20世紀作為教育的世紀,將見證當今法規的形成過程。新教育理論的發展、平民教育運動的推進,以及精神分析方法的運用,使得在公共政策的起草過程中,教育手段被用作懲罰的首要措施。

1904年6月27日法提出在各省創建兒童救濟中心。這些救助中心主要面向被遺棄兒童,由各省遺棄管理辦公室負責接待和受理,并接受省長的監督管理。

1945年輕微犯罪兒童法案和1958年重刑少年犯法案制定了有關未成年人司法審判的法律條款,包括兩個中心:專業司法答復和行政領土答復。后者由《家庭和社會救助法》作出規定,該法于1956年1月24日頒布(2),確定了兒童社會救助的原則。行政領土答復確定了公共或團體組織擔負有收容生理和精神上遭到遺棄的兒童的責任。

整個20世紀,兒童社會救助事業不斷發展:從單純地收容孤兒和由國家收養遭遺棄兒童(pupillesdel’Etat),發展為發揮家長職能、提供家庭陪伴的全套服務。

1964年7月31日發布了《衛生和社會事務指導意見》,即1977年實施的省公共衛生和社會事務署前身:其確定了兒童社會救助政策在省級范圍內的實施。兩份重要的報告推進了這一領域的發展。

1972年的《都彭弗維勒家庭狀況報告》中建議創建統一的兒童事業服務機構,涵蓋兒童社會救助事業、婦幼保健站、校園健康服務事業以及嬰幼兒精神健康(兒童精神病)服務。

此“統一”的公共兒童事業機構的構想始終停留在試驗階段,從未真正實施。第一次分權運動(1983年和1986年法)即為之敲響喪鐘,其將校園醫療保健和兒童精神病治療仍然納入國家管轄范圍。

1980年的《賓可拉密報告》指明了將兒童社會保障事業的干預和服務轉向以家庭為目標的必要性,提出應突出其預防和提供資金幫助等職責,以提前規劃兒童收容和安置工作。同時,報告還極力主張廣泛推進權力下放和服務部門的分散化。

(二)法律基礎

分權運動(《1983年7月22日法》)實現了主要社會工作權限向各省的轉移,即對兒童社會救助和婦幼保健工作的管轄權。各省行政長官保留對由國家或社會團體收養的兒童的監護權。

1984年6月6日的兒童社會救助受益人權益法案,制定了相關條款,強調國家與家庭之間相關活動的契約化,同時,限制國家行政(部門)在非家庭收容實施過程中的權力(年度安置原則)。

1986年1月6日法案詳細制定了通過服務分割實現權限轉移的方案。兒童社會救助事業與婦幼保健事業相同,均隸屬于省議會議長管轄范圍。

1989年7月10日的虐待預防法案提出了“受虐待兒童”這一概念,其規定當兒童遭受虐待或因為鑒定困難而被認定“可能”遭受虐待時,各省議會議長必須履行其強制性義務,將案件提交司法當局審理。

法國批準了1989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兒童權利公約》(CIDE),《國際兒童權利公約》旨在面向所有兒童提供一個保護機制,并承認和保護兒童的基本權利:包括參與家庭的權利、受保護權、健康權、受教育權……從那時起,這一“超國家”的法律準則規定了所有面向兒童和青少年的社會活動機制安排:2000年3月6日法案創設了兒童保護人一職,作為獨立權力機構負責核查行政當局對《國際兒童權利公約》的實施情況;2002年3月4日法案對父母權力內容進行革新,確認了父母雙方共同教育的責任和親子關系平等性;2004年1月2日法案加強了對處于危險中的未成年人的保護,并創建了國家危險兒童觀察研究所(ONED);2004年8月13日的分權法案結束了社會行動中國家—地方相結合的方式(見下文)并主張在教育服務領域進行試驗。根據該法案,地方議會可以獨立實施各項教育服務措施。這一規定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PJJ)機制重新提出質疑,并且限制了司法機關在指定服務提供方面的權力;2007年3月5日法案對兒童保障進行了改革:其通過系統尋查的方式,增強了婦幼保健預防和兒童社會救助行為;對在兒童有危險的情況下,強制性提交司法機關審理的職責作出了限制,并且規定了責任方式的多樣化(見下文)。

(三)機制的安排

兒童保障機制現在已經實施,一方面由地方議會以兒童社會救助和婦幼保健活動名義實施,另一方面,由司法機關和青年司法保護機制通過教育服務措施實現。

這是一個雙頭機制,從第一次分權運動開始,由各省議會和司法機關共同領導,結合地方當局的管理與保持司法機關獨立性之間的困難引起了一場兒童社會保障行為的去司法化運動,并在最近實施的2007年3月5日法中有所體現。面對司法手段在兒童保障決策中的重要比重(76%),該法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平衡,著重考慮地方議會利益,而相對削弱司法機關權限。

各省議會議長負責協調省內的兒童保障機制。這一職責由2007年3月5日的兒童保障修改法案重新定義。此外,《社會行動和家庭法》(CASF)L.112‐3條款規定:“兒童保障措施旨在預先告知家長在履行其教育職責時可能遇到的問題、提供家庭陪伴和家庭保障,必要時,根據具體需求,通過合適的方式部分或全部承擔對未成年人的監護責任……”該法案同時還規定了政府對21歲以下、遭遇困難的成年人和失去家庭的未成年人的責任。

該法案顯著地擴展了“告知”概念在兒童保障領域所涉及的范圍,其包括了所有的教育困難,不分問題的重心和性質,且未指明其他擔負預防告知責任和處理家長責任問題的機構(學校機構、家庭補助基金CAF、城市政策)。

(四)兒童社會救助服務機構

《社會行動和家庭法》(CASF)L.221‐2條款規定,每個省份均必須設立一個沒有法人資格的兒童社會救助服務機構。除此之外,2004年1月2日法還規定各省必須擁有與該機構相對應的服務計劃。一項由分權法案設立的兒童服務綱要將負責進行救助需求分析和相應服務計劃的制定,并推進救助機制設置的發展和演進。自2004年8月13日法案開始,這一綱要成各省議會的唯一職責。

兒童社會救助服務部門受地方議會議長的管轄,由各省提供全部運作資金。其保證對未成年人保障職責的實施,對遭遇到各種可能使個人健康、人身安全和精神遭受危險或者可能嚴重危害其教育或體格、情感、智力或社會參與能力發育的“困難”的未成年人提供預防和保護。這些職責的實施包括對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物質、教育和心理的救助和支持。

1.公共預防工作方面——各類補助

兒童社會救助機構負責組織在敏感社區/地區的公共活動,以預防青少年及其家庭的社會邊緣化,并推進其社會融合進程。其主要涉及專門化預防俱樂部的組織和資助,組織實施青年人“街道活動”并允許青年人匿名參與。根據預測,現有超過700個此類俱樂部,年支出17000萬歐元。

(1)家庭救助。

家庭救助由經濟資助、社會和家庭參與技術專家介入、家務幫助和教育援助活動組成。獲得救助的條件相對靈活,因為對獲取資格進行評估時,不存在一個家庭資源評估的國家參考標準。兒童社會救助領域并不存在“應急住所”(3)概念,對申領人沒有在某一省份居住特定期限的要求。其對外國家庭同樣適用,這些家庭可以申請兒童社會救助補助,而無需證明其在法國領土上的規律性居住,事實上,這一法律安排是建立在兒童的需求基礎之上的。

專欄9.8

《社會行動和家庭法》L.222‐2號條款

家庭救助,在兒童的健康、安全、撫養或教育情況有所要求時,根據申請或與受助兒童的父親、母親,或在父母缺席情況下,與實際承擔兒童監護責任的個人簽訂的協議發放,而當申請人不具有足夠的收入資源時,進行資金補助。

救助向遭受醫療、社會或經濟困難,而個人或嬰兒的健康狀況有救助需求的懷孕婦女發放。

其可協助預防人工流產的實施。

其可向遭受社會困難,被解除監護的未成年人和21歲以下的成年人發放。

2007年3月5日法規定,兒童社會救助補助金的發放先于對未成年人個人狀況、家庭情況和周圍可獲得的幫助資源的評估。

兒童社會救助機構與父母權力持有人共同制定一項“兒童計劃”,明確要對兒童及其家庭采取的行動、這些行動的目的以及確保行動實現和協調性的個人。這一計劃的制定,建立在對受助未成年人的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

如果說這些條款在家庭教育援助、社會參與技術專家的介入或家務幫助等方面看似可行,則資金救助的實施似乎更加困難。一方面,涉及的救助金額有限,另一方面,救助的范圍時常過于局部化。

(2)資金救助。

資金救助向承擔兒童責任的個人發放,可以由一項捐助或貸款組成,通過每月發放津貼或急救的方式實現。此類資金救助涉及全國的450000個家庭,涉及金額年預算3億歐元。

各項地方社會救助法規必須明確規定救助發放的標準,標準不得高于《社會行動和家庭法》(CASF)L.222‐2號條款的有關規定,標準內容主要涉及資源計算清單和救助指示期限。

(3)社會和家庭參與技術專家介入或家務幫助。

干預者通過照料受助家庭日常生活的方式提供幫助和支持。通常涉及有關家庭生活組織實施的幫助(家務勞動、行政程序陪伴、預算管理幫助等)。

(4)社會和家庭經濟支援。

2007年3月5日法制定了一項新的救助內容,預見了一項社會和家庭經濟支援的實施,旨在幫助家庭解決其預算困難。如果這一措施不足以重新平衡家庭預算,且有關的家庭補助并未被用于滿足兒童住房、撫養、健康和教育需求,兒童法官有權下令將這一補助支付于家庭補助代表。這一司法措施的費用由受助家庭的家庭補助債務機構承擔。

(5)家庭教育援助(AED、AEMO)。

這些援助活動由社會工作者(特殊教育工作者、家庭助理、心理學家)向家庭提供,面向家庭中的一個或多個兒童,經過狀況評估后,與承擔監護人責任的個人就專業人員介入的方式和措施目標等簽訂協議。

由于裁決由法官為兒童作出,因此其涉及一項開放環境中的教育援助措施(AEMO)。75%的家庭教育措施由司法機關裁定,其余的25%由兒童社會救助機構、地方議會行政部門和父母權力持有人共同簽訂的協議所決定,每年約130000個此類措施被法院裁定實施。

2.保障工作方面

(1)提請司法機關審理。

民法第375條規定“當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或精神遭受危險,或其教育條件受到嚴重損害時,可由法官裁定向兒童提供教育援助措施”。

可由以下人員提請兒童法官審理:單個雙親權力所有人或雙方共同提交;未成年人個人;兒童被委托的機構或個人(包括兒童社會救助機構);國家檢察官。

img29

資料來源:《2006年社會救助調查》,DREES。

(www.weizhigu.com.cn)

圖9.1 兒童社會救助受益人獲得的教育工作和投資(法國本土,2006年12月)

①提交單位。

L.226‐3和L.226‐4條款詳細規定了由兒童保障機制,尤其是地方議會議長提交國家檢察官審理的程序。

各省需建立一個未成年人信息收集單位,負責收集、處理和評估處于危險狀況或可能處于該狀況的未成年人的信息,無論何時、何種信息來源,該機構必須時刻收集所有此類青少年的信息。

②提交標準。

當根據民法第375條規定的標準,未成年人處于危險狀況中并且存在以下狀況時,地方議會議長(實際操作中,一般為兒童社會救助機構通過前文提及的單位)必須第一時間通知國家檢察官:相應的行政救助措施未能補救未成年人狀況;未成年人父母拒絕兒童社會救助機構的介入;由于無法準確評估個人情況,而推定未成年人處于危險狀況時。

在提交司法機關審理過程中需遵從輔從性原則,這些由2007年3月5日法所確立的新機制,導致了兒童救助機制的去司法化過程。區別于1989年7月10日法的有關規定,地方議會議長向司法機關提出審理要求的依據不再是兒童遭受危險或虐待的狀況,而是行政措施的無效性、兒童父母拒絕合作或對兒童狀況評估的困難。這是此次改革的主軸。

表9.3 兒童社會救助:受益人數及費用支出的演進

img30

資料來源:ODAS。

民法同時還明確規定,如同接受地方議會議長通知,國家檢察官同樣應確保未成年人狀況屬于《社會行動和家庭法》(CASF)第L.226‐4項新增條款的適用范圍。此外,國家檢察官負責檢查兒童保障行政措施的生效及效率——這一職責可能表現得與行政和司法權力分離原則相悖。

對處于嚴重危險狀況下的兒童的強制性提交司法審理卻并未為立法者所考慮,各地方議會提出,此類情況下,在對個人情況進行評估之前,不可能采取更多的進一步措施;此外,面對此類危險時,行政措施在緊急提請國家檢察官審理方面表現出無效性。

③涉及職業秘密的例外情況。

法律允許持有職業機密而協助推進兒童保障事業的個人,相互間分享其掌握的保密信息,以評估個人狀況,決定和實施保障和救助行為。信息分享嚴格限制于兒童保障職責范圍內所必需的內容。

兒童社會救助機構每年大約收集85000條相關信息,其中19000個個案涉及受虐待兒童。

(2)國家受虐待兒童服務熱線電話(SNATEM)。

這是一個公共利益團體,提供國家熱線電話接待的服務,由政府、各省議會和多種專門組織共同參與。按照法律規定,這一免費熱線號碼(119)必須在所有接待兒童的公共場所張貼(機構、學校)。其主要承擔四項職責:

一周七天24小時全天接聽受虐待兒童的求助電話和遇到虐待兒童情形的個人的電話,以幫助進行受虐兒童尋查,并為保護遭遇危險的未成年人提供便利。

將受虐或可能受虐兒童的信息向地方議會的有關責任部門傳遞,在信息足夠充分時,直接向檢察官檢舉揭發。

就這一現象的發展演變,引導流行病學研究。

兒童虐待的預防活動。

每一天,119可以接聽將近5000個求助電話。自2000年以來,該熱線每年接聽電話的數量約將近800000個。

該熱線的網站亦同時存在,提供各種類型的文獻資料(廣播電視節目、報刊雜志文章、磁帶、書籍和電影)、相關法規和一個問答論壇(www.allo119.gouv.fr)。

(3)接待服務。

兒童社會救助機構向以下人員提供接待服務(預約和留宿服務):

屬于一年期可延長暫時接待對象范圍內的未成年人和年輕的成年人(21歲以下);涉及行政手段的契約化,與未成年人父母和年輕成年人簽訂相關救助合同;

由司法機關以教育援助名義委托的未成年人;

由政府或社會團體收養的兒童;

懷孕婦女和撫養一個3歲以下、表現出社會融入困難的兒童的單身母親。

現在,已有137700名未成年人經由兒童社會救助機制資助的機構接待和收容,一項40億歐元財政預算被劃撥為此類支出用途。

①相關機構。

各省在一定國土范圍內為兒童社會救助機構救助的兒童提供必須的接待和收容手段。

一般來說,各省均設有一個或多個省屬兒童之家,在各種時刻提供緊急兒童救助,并以監察和指導為主要職責。各省負責提供未成年人救助的財政支持,為由各類團體管理的具有救助資格的組織提供救助資金,救助對象包括由各省收養的兒童和司法機關裁定實施救助的未成年人。兒童社會救助機構履行監督管理和費率制定的職責。

2007年在機構的救助兒童為66000名,年支出25億歐元。

②家庭助理。

兒童社會救助機制還組織在協助救助家庭(寄宿家庭)中對兒童進行接待。個人家庭助理資格由婦幼保健機構認可,根據個人健康狀況、教育能力和生活狀況進行評估。

經過認證后,家庭助手由兒童救助機構聘用,并在接待每個兒童時,均簽訂相應的勞動合同和接待合同。這一支出每年共計16億歐元。

(4)收養。

收養夫婦收養請求的批準

兒童社會救助機構負責收養夫婦或個人收養資格的認證[《社會行動和家庭法》(CASF)第L.225‐2條]。收養資格由地方議會議長批準,有效期5年,資格認證結果的通知期限不能超過9個月。一個資格認證委員會會向地方議會議長提供詳盡的認證意見。

被收養兒童:國家收養兒童

每一個被國家收養的兒童均受一項收養計劃保護,其對象主要涉及[《社會行動和家庭法》(CASF)第L.224‐4條]:被兒童社會救助收容/養2個月以上,親子關系無法確定或未知的兒童;被父母權力持有人送交兒童社會救助機構以被實施收養的兒童。若雙親中一方同意兒童被收養而另一方在6個月內未告知其撫養意圖的,兒童將成為國家收養兒童;無監護人的孤兒;被交付兒童社會救助機構的雙親被取消父母資格的兒童;法律上宣告被遺棄的兒童(《民法》第三百五十條):這一條款涉及父母對其明顯漠不關心的兒童。該情形由民事審判員進行認定(隸屬大法院法庭的家庭分庭),這種情況下其確認兒童父母未能與子女保持為維系情感聯系所必需的關系。

地方行政長官(省長)是國家收養兒童(pupilles de l’état)的法定監護人,此外,一個由兩個總顧問、五個救助組織成員和兩個專業人士組成的家庭理事會負責協助這一職能的實現。

(5)婦幼保健。

2007年3月5日有關兒童社會保障的改革,著重強調了婦幼保健機構在兒童社會保障中所扮演的預防角色。

1945年11月2日由戴高樂將軍頒布的有關建立婦幼保健的法令,是一份真正的法國向嬰兒死亡宣戰的戰書。戰后,法國總死亡率高于自然出生率(1941年到1944年之間為13‰),而在1944年到1945年期間,嬰兒死亡率高達110‰。

婦幼保健機構極其出色地扮演了其角色,根據全國統計及經濟研究所統計數據,法國嬰兒死亡率從1980年的10‰下降至2003年1月1日的4.2‰。此外,婦幼保健機構還實現了其職能的多樣化,從單純的公共衛生部門發展為社會醫療綜合部門。婦幼保健機構繼續推進對條件最差家庭的救助行動,通過具有一定組織結構的公共健康機構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救助。

①職責和使命。

1989年12月18日的有關保護和促進兒童和家庭健康的法案明確指出了婦幼保健機構的職責:提供醫療、心理和社會預防措施;孕期父母和嬰兒健康教育;6歲以下兒童殘疾的預防和檢查;家庭殘疾兒童生活顧問;婦幼健康咨詢和上門診斷;參與家庭虐待的預防,照顧受虐待未成年人,監督和管理6歲以下兒童的收容接待服務和機構;育嬰保姆的培訓、認證和跟蹤;母嬰健康和流行疾病數據資料的處理和發布。婦幼保健事務結合了醫療、心理、社會預防性活動和公共健康的相關活動。

②組織。

1984年以來,這一組織由地方議會管轄。根據每年由議會通過的財政預算的內容不同,其行動手段進而活動內容各不相同。提供包括醫生、助產士、保育員和護士在內的服務,并由一名責任醫生負責。服務內容包括家庭衛生教育、分娩調理信息、產前和產后檢查、對懷孕婦女的上門、社會和醫療服務以及產婦和醫生的聯系。其確保6歲以下兒童及其家庭的社會醫療監督和控制、嬰幼兒門診、健康證明的出具以及學校體檢等服務的提供。婦幼保健機構還負責對接待兒童的機構和個人的監控,內容包括醫療、技術、行政和資金等方面,并負責此類人員的教育培訓。

2003年,全國婦幼保健醫生總工會在一份指導文件中要求將對婦幼保健事業的管轄權保留給地方各省,以便實現與其他社會活動的順利銜接。其期待推動婦幼保健機構與其他地方健康機構的合作,并建議創建一個國家專門機構負責家庭和嬰幼兒健康促進和保障工作,確保婦幼保健機構法定職責的實施和家庭規劃的實現,承擔試點的費用,積極探索和推進救助活動的發展。其要求國家為財政赤字省份提供“緊急措施”幫助,同時,提升專業人員的地位。

根據團結和就業部提供的數據,截至2004年1月4日,法國(本土)共有470萬名6歲以下兒童,其中包括240萬3歲以下兒童。其中,100萬兒童由家庭互助或鄰居等照管,20萬兒童由公共接待機構(公共或家庭幼兒園)照管,30萬兒童由保姆上門照管,25萬兒童由街區臨時托兒所看管。

【注釋】

(1)見M.Bonnard,《法國地方行政機構》(第三版),“LesNotices”,法國文獻,2005年。

(2)經2000年12月21日法令修改,成為《社會行動和家庭法》(CASF)。

(3)根據法律規定,應急住所意即在一個省份三個月的居住。其核心在于救助資金在各個省份間的分配,即提供居所的省份承擔財政負擔的條件。

在线看黄av免费 - 视频 - 在线观看 - 影视资讯 - 气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