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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背后的光與影

時間:2020-03-17 百科知識
屏幕背后的光與影_五千年歷史的切面:1949中國城市

三 屏幕背后的光與影

東影大院里的辦公樓中,分布著許多間大大小小的放映室。所有東影制作的電影在正式出品之前,都要在這些放映室中的某一間中反復播放。

就像沒有人能夠說得清電影廠里的放映室到底有多少間一樣,也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記得哪一間放映室里播過哪些影片,發生過哪些故事。1949年電影廠遷回長春之后,從東影廠的放映室中最先走出去的便是前文中提到的新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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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電影廠里仍在工作的放映機和觀影室(攝影:楊伊寧)

東影的工作者除了“滿映”解體后留下來的進步人士之外,大部分創作人員和電影藝術家都來自延安解放區。秉著“文藝服務工農兵”的思想,東影的創作團隊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以反映工農兵形象和生活為主的基調,決定拍攝一部工業題材的長故事片。《橋》的情節便孕育而生。

這是一個以真實發生的事情改編而成的作品——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為了修復被敵人破壞的橋梁,東北某鐵路工廠擔負了要在15天內制造出修橋所需要的橋座和全部鉚釘的任務。廠長(呂班飾)緊密依靠老工人梁日升(王家乙飾)和老侯頭(陳強飾[39]),克服重重困難,突破了修復煉鋼爐等難關,按期完成了制造橋座和鉚釘的任務,使大橋順利通車,支援了解放戰爭[40]

1949年3月,東影廠醞釀已久的首部長故事片《橋》完成了在哈爾濱等地的外景拍攝和后期的剪接工作后,劇組從興山回到長春,進行影片最后的掃尾完善。按照計劃,《橋》作為東影對無產階級工人的一份獻禮,將于“五一”國際勞動節那天向市民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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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日的《長春新報》上東影制片廠的新片預告

當然,《橋》并不是算東影在長春放映的第一部作品。在興山時東影攝制的大量新聞紀錄片《民主東北》已經在全東北各大城市的影樓中放映,并逐漸向中國的南方城市甚至港澳地區和海外進行了發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49年1月1日元旦這一天,《長春新報》在頭版顯要的位置大版面刊登了東北電影制片廠第九號出品《東北解放最后的戰役》的新片預告。這是《民主東北》系列中片長較長的一部大紀錄片。值得注意的是東影第一部動畫片作品《甕中捉鱉》也放在了這一輯中“捆綁放映”。

別看《甕中捉鱉》是部動畫片,可這其中的故事內涵可并不膚淺。影片描寫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內戰,但在人民力量打擊下最后失敗,好似鱉在甕中一樣。影片想象力豐富,巧妙地運用了動畫技術所特有的夸張手法和幽默手法,1月29日舊歷春節當天在東北電影院放映后,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迎。

盡管1949年1月份,東影廠還沒有正式遷回長春,但是東影出品的影片卻和長春的“東北電影院”結下了不解之緣。1月1日那份報紙中,利用東影第九號作品預告欄的下半部分版面,東北電影院發布了如下一則啟事:

東北電影院啟事

本市原偽公會堂已奉令接管即日起改名為“東北電影院”并定于春節正式開業。

東北電影院啟

地址 本市長江路

電話 三二七七六號

啟事中的“偽公會堂”指的是偽滿時期的“紀念公會堂”,國民黨時期被叫做“中山紀念堂”,是一棟建于1937年的建筑[41]。長春市檔案館中至今仍保存有1949年全年的《長春日報》,報上幾乎每天都會有全市各大電影院播放的影片預告。根據這個資料,可以發現絕大多數東影出品的影片都是在這家“東北電影院”中獨家放映或首先放映的。但是這座“東北電影院”與東影廠究竟有沒有關系,又是怎樣的一種關系,至今沒有發現相關的記述文字,年長的老人也都說不清楚。這也許將會成為一個永遠無從考證的謎。

電影,自從它被創造出來的那天起,就注定要成為一項全民關注、全民參與的大眾文化項目。1949年的長春市民中有不少進步的電影愛好者,也許正是因為這里有人民引以為豪的“東影”。或者說,東影廠不僅僅是一個藝術的生產車間,更是城市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空間。一個優秀的文化空間是具有不可估測的強大文化生產力的,這一點在長春就體現為電影藝術和電影文化在群眾之間熱度不減,東影無時無刻不作為一個聚光燈下的焦點吸引著人們的注目。(www.weizhigu.com.cn)

以《橋》放映之后引發的大討論來看,也許可以說,正是從這一部真正屬于勞動人民自己創造的電影作品開始,新中國才有了真正自己的電影評論,同時也是促使人們開始認真思考電影藝術的一個重要開端。

6月16日,《長春新報》第二版刊登了《區別兩種電影》一文,文章署名“二馬”。這篇文章指出,電影藝術應當“產生在勞動人民的生活里”,“永遠不能離開人民”。《橋》這部影片能夠以工人階級的生活作為主題,情節上“充滿著教育意義”,給予人們“進步思想的啟示”,所以能夠受到人民的贊美。文末還提醒大家“加強對電影的警惕性”,“提高自己對電影的正確認識”,識別并抵制反動的、落后的電影作品。

作為新中國第一部電影,《橋》的地位和作用是顯著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部影片可謂是奠定了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的電影審美默契,即一種來自生活的共鳴和來自政治覺悟上的共識。而隨著這種審美默契在更多的影片中不斷被重復、被刻畫,最終形成了新中國電影半個多世紀以來最核心的文化慣習。

而群眾和電影迷們對于電影廠的好奇和關注,也從另一個側面生動地襯托了這種文化的氛圍。東影遷回長春后,總有許多熱心的影迷和電影愛好者們拖家帶口來到東影的辦公大樓和攝影棚參觀,他們好奇地想知道電影是怎樣把活生生的人物搬到大銀幕上去的,想看一看那些攝影機是不是和放映室里的膠片放映機一樣令人著魔,當然更想能夠在樓梯拐角撞見那么一兩位他們喜愛的演員和導演。到后來,東影廠出于“影響工作”的考慮,不得已在報紙上刊登了禁止隨意參觀的啟示[42]

長春的影迷熱愛自己祖國的電影,長春的影迷更是十分有想法、有遠見的觀眾。1949年6月1日,《長春新報》第四版的“意見箱”一欄刊登了一位市民寫來的信,指出影院中放映的蘇聯電影都是原版,語言不通影響觀眾理解影片情節和情緒,建議長春各家電影院上映的蘇聯影片應當配上華語解說。而市教育局的回復中不經意間道出了一個秘密:今后所有在中國國內上映的蘇聯影片都將由東影制作華文字幕或華語對白。

果不其然,1949年6月30日的長春新報頭版上,東影通訊員介紹了即將上映的由東影制片廠自主出品的帶有華語配音的蘇聯電影《普通一兵》。這位市民反映的情況早已被東影廠的領導敏銳地覺察到,而他們的想法也是不謀而合。譯制片《普通一兵》就是在這樣的時刻“千呼萬喚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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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新報》上刊登的譯制片《普通一兵》的預告

《普通一兵》是我國制作的第一部譯制片,譯制導演叫袁乃晨,他后來被人們尊稱為“新中國譯制片之父”[43]

袁乃晨在接下《普通一兵》之前,已經在東影創造了三個第一的紀錄:第一部新聞片《民主東北》的第一個解說者;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蔣》營長的扮演者;第一部科教片《預防鼠疫》的編導。再加上第一部譯制片導演,確實是一位具有開創精神和劃時代意義的新中國電影人物。然而《普通一兵》這部譯制片的出品,卻可謂是歷經艱辛與挑戰,成為袁乃晨生命中最難以抹去的一道色彩!

在興山的最后一個夏天,當時的廠長袁牧之找到袁乃晨,把制作一部蘇聯電影翻譯片的任務交給了袁乃晨。袁乃晨原先是晉綏解放區八路軍一二〇師戰斗劇社的一名話劇演員,也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軍人。廠長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那股戰士作風的肯干精神,同時又具備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的領悟力和創造力,才放心把譯制片這樣的重擔交給他來完成。

袁乃晨像戰士接到命令一樣,只身來到哈爾濱,與俄方進行了初步的溝通。一個月后,一部原版片的素材送到了興山,是蘇聯故事片《馬特洛索夫》。又過了一個月,幾經轉手的劇本翻譯也已經送到了袁乃晨的手上。電影的名字最終定為《普通一兵》。這是蘇聯的電影公司讓東影先試譯的影片,如果完成得好,今后的蘇聯電影譯制片就都交給東影來做,否則的話就要交給印度或者香港,這對東影和袁乃晨自己來說都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電影是關于時間的藝術,譯制片更是專注于聲音的表演。袁乃晨對于配音演員的聲音有著苛刻的要求。因此,尋找配音演員一事也著實難倒了他。在他嚴格而執著的要求下,硬是從別的劇組找來了幾個從來沒有表演經驗的人擔任主要配音。一個沒有經驗的導演加上一群同樣沒有經驗的配音演員,更糟糕的是由于當時物質匱乏,電影膠片是最寶貴的財產。《普通一兵》的全部拷貝只有一份,沒有多余的膠片可以復制。為了避免反復播放對膠片的磨損,影響錄制效果,他們只能抓緊有限的觀看機會,認真體會影片中人物的心理感情和語言節奏。

袁乃晨在不斷的摸索中領悟出來,掌握節奏是做好譯制片的關鍵。一塊秒表成為他們練習臺詞的最佳搭檔,所有的中文臺詞用時都與俄文臺詞的時間嚴格對應。時間,在無數個畫面和秒針的滴答聲中匆匆走過,1949年的春天,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對于此時的袁乃晨來說,“東風”就是一間夢想中的錄音室。而就在長春改造完成的東影廠內,一棟漂亮的兩層小樓在原來的偽滿映美工間辦公室的基礎上改建而成,室內增加了密實的隔音裝置,一處完滿的譯制片錄音場所早已在等待它的主人。

在這個得之不易的錄音室內,袁乃晨依舊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將全部的心血傾注在譯制工作的最后階段。1949年5月28日,譯制片《普通一兵》的全部錄制工作完成。影片先在廠里的小禮堂放映,座無虛席,滿堂喝彩。當天下午,袁乃晨帶著新鮮出爐的譯制片趕到哈爾濱,圓滿完成試譯任務并為東影廠取得了翻譯制作蘇聯電影的特權。俄方負責人的大手緊緊握住袁乃晨的手,表達了滿意的心情。袁乃晨也許還沒有想到,就是當初全靠他一個人接下的任務、簽下的合同,就是這部誕生于秒表計時的翻譯片的成功,將一個全新的片種播撒到中國的廣袤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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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制片《普通一兵》的全體演職人員,攝于1949年春(歷史圖片)

在《普通一兵》這第一顆果實收獲之際,更多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1949年7月,東影廠決定由袁乃晨牽頭成立翻譯片科。在下半年短短的幾個月內,從全國各地調來的人才迅速充實了東影翻譯片的隊伍,翻譯片人員擴大到100多人,可同時組成4個譯制組,隨后的1950年和1951年,東影每年出品的譯制片數量都在30部左右,并創造了20世紀50年代東影譯制片的高產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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