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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時間:2020-04-25 理論教育

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_文化產業研究:文化軟實力與產業競爭力(第3輯)

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1)

沈坤榮 張 茹

摘 要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獲得了快速增長,然而,在總量持續增長的背后,仍然存在結構上的不合理,在粗放型增長方式下,資源環境逐漸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約束,因此要獲得經濟的穩定增長,經濟增長方式必須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賴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其中文化產業發展意義重大。文化產業以創意為核心,具有區別于其他產業的獨特性質,生產與消費的規模報酬遞增以及正外部性的產業特征決定了文化產業發展必然成為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關鍵詞 文化產業;產業結構;增長方式

1 引 言

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遷在國際社會的觀望和爭議中一路高歌猛進,特別是進入新的世紀,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周期性衰退跡象時,中國經濟卻風景這邊獨好。然而,在總量增長的同時,各種結構性問題也十分突出,使得當前經濟快速增長的格局面臨著嚴重威脅。主要表現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以要素投入為主要支撐的粗放型增長,而當經濟總量達到一定水平時,長期持續增長越來越受到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制約,粗放型增長難以支撐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對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研究尤為重要。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要素投入數量的提高推動的,則為粗放型增長;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推動的,則為集約型增長。一般來說,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要素質量的提高,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產業結構的轉型有助于促進TFP的增長,而產業結構的轉型則主要通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以創意為核心的文化產業來支撐的。以創意為核心的文化產業的發展一方面提高了要素質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文化產業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系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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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機制

2 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量特征與結構演進

2.1 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量特征

自1978年以來,伴隨著經濟轉型,中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按可比價格計算,1978—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達9.8%,人均GDP年均增長達到8.4%。圖2給出的是改革開放前后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人均GDP和三次產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率。可以看出,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中國的GDP年均增長達6%,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對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這一增長業績黯然失色。1978—2006年,GDP年均增長比1952—1977年期間高出近4個百分點;同時,盡管人口基數有較大的提高,但1978—2006年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比1952—1977年期間的3.8%高出了1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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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經濟增長績效對比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

過去近30年的持續增長使中國從一個低收入國家迅速朝著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邁進。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與亞洲的另一個大國印度基本處于同樣的水平。經過不到30年的發展,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收入,印度已遠遠落后于中國。2006年,印度的經濟總量約為8 540億美元,人均GDP不到1 000美元,僅相當于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按可比價格計算,1978—2004年,印度GDP增長達到8%以上的僅有兩年,有14個年份增長率在5%~8%之間,1981年甚至是負增長。在轉型經濟中,中國的增長業績更是驕人。盡管東歐及前蘇聯的一些轉型國家經濟在最近幾年得到恢復,但在轉型初期,26個轉型國家都出現了負增長,2000年GDP僅比1990年增長6.5%,而中國同期的經濟總量卻翻了一番多。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的經歷也可以用“增長奇跡”來說明。在超過1/4世紀中保持接近10%的年均增長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也只有日本和東亞少數幾個新興經濟體有過同樣的經歷。

2.2 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演進

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具有比較勞動生產率優勢的工業部門迅速發展并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不斷上升的結構轉變過程。1978年,農業在GDP中的份額為27.9%,就業比例高達70.5%。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中國三次產業的構成由27.9∶47.9∶24.2轉變為2006年的11.7∶48.9∶39.4;農業部門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例由70.5%迅速下降到44.8%。結構的巨大變化歸因于第二產業的高速增長,在過去的近30年中,中國第二產業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1.3%,主要工業品產量居世界前列。

圖3為1978年以來我國三大產業總產值的變動,以1978年為基年計算。由圖3可見,1978年至1985年,三大產業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平行發展,而90年代以后,工業產值所占比重明顯提高,至2006年,第二產業總產值遠遠超過一、三產業產值之和。90年代以來,雖然第三產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然而在GDP總值中第三產業所占比例仍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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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三大產業的發展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

2.3 中國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

在過去近30年中,中國的投資率平均維持在40%左右。在投資率不斷提高的同時,中國的投資效率卻在持續下降。這不僅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在以能源和礦產資源密集型制造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條件下,高投資必然帶來原材料的高額需求。最近幾年,中國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成為導致世界礦產品價格飛漲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4年調整后的GDP占世界的份額只有4.4%,而當年我國消費的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水泥,卻分別占全世界消費總量的7.4%、31%、30%、27%、25%和40%。因此,如果不能利用價格杠桿、產業政策和其他手段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優化產業結構,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因瓶頸制約而陷入衰退甚至出現滯脹。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雖然保持了持續的增長動力,然而增長的模式卻是依賴于高投入高能耗的基礎上的,這種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在長期不可能形成可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在當前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能源、環境已經逐漸成為進一步持續增長的約束條件和瓶頸制約,因此,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研究變得尤為重要。

3 中國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特征

經濟增長方式按照動力來源可以分為要素支撐型、技術支撐型以及制度支撐型。其中三種動力對經濟增長貢獻比例的相對大小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方式為粗放型或為集約型。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假定技術進步為希克斯(Hicks)中性,C-D生產函數為

Y=A·f(K,L,t)

其中:Y——總產出;

 A——技術水平;

 K、L——分別為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

 t——時間

對上式兩邊全微分并變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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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5——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

img6,分別表示產出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要素(資本、勞動)投入的增長率,上式可進一步化為

GY=GA+GI

這意味著,產出的增長可以分解為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數量的增長以及代表要素生產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如果img7>50%,稱這種增長方式為集約型經濟增長;如果img8>50%,稱這種增長方式為粗放型經濟增長。

根據上述理論,可以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方式進行分析。表1是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對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這一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在逐步下降,因為與1978—1993年相比,1993—2004年期間來源于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有較大下降,經濟增長開始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因資本積累而產生的人均資本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改進。

表1 增長的源泉(1978—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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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uijs,Wang(2005)

許多國內經濟學者也運用了不同的方法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和分解(見表2),雖然這些研究由于方法、數據處理等因素的不同,呈現出一些差異,但從總體來看,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在轉型開始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時間區間里是較高的,特別是1979—1985年期間TFP的平均增長率和增長貢獻率是最高的,但在1989年左右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其貢獻率較低,從而拉低了平均值,而在1994年前后開始的十幾年間里TFP的增長率出現了總體下降的趨勢。但由于最近國家統計局(2005年,2006年)大幅度的調整了1993—2005年的GDP的數值,由此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部分研究結論的準確度。

表2 中國TFP實證研究的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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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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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GTF、GF分別為綜合要素生產率(TFP)的年均增長率和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產出的貢獻份額。筆者根據已有文獻重新整理計算所得。

本文另外根據新古典的索洛余值法對我國1978年至2005年的TFP水平和增長率進行了測算,結果見圖4。由圖可見,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國TFP波動較大,1993年以來,TFP水平保持較穩定的發展,然而總體水平較低,要素生產效率的改進對于經濟的快速增長作用十分有限,即要素質量的提高以及使用效率的改善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相對不顯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長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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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我國TFP水平和增長率的變動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年份。

從測度投資效率的高度分析,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是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簡稱ICOR)。資本邊際生產率就是指資本存量的邊際產量(dY/dK),即產出的增量與資本存量變動的比率,由于資本存量的變動(dK)等于投資流量(I),因而在宏觀層面上,資本邊際生產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與投資的比率(dGDP/I)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邊際資本-產出比率是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的倒數即ICOR=I/dGDP,ICOR的提高意味著投資效率的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修正的數據,并對GDP增量做了通脹指數上的調整,更為準確地計算出了中國各年度的ICOR,也以此修正了一些學者(張軍等,2002)關于該指標測度的偏誤和部分結論。計算的數據顯示我國ICOR的情況在1994年以后一直趨于上升的惡化狀況(見表3),在1994—2005年的10年間中國的平均ICOR為4.52,即為了比前一年多生產1元GDP,中國需要追加4.52元的投資,特別是1998年以來我國的ICOR處于急劇惡化的狀況,而過去5年,這個指標平均上升至4.81,其中2004年和2005年已經超過了5。根據國際經驗,印度現在的ICOR指標則只有3.7,中國的ICOR指標也遠遠高出其他一些地區在經濟起飛時的水平,比如日本的ICOR在1960年代為3.2、韓國和中國臺灣在20世紀80年代的這個指標分別為3.2和2.7。

表3 中國的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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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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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ICOR=全社會固定資本投資/GDP的增量,即“資本邊際生產率”的倒數。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1》、國家統計局網站以及國家統計局的修正數據(2005,2006)。(www.weizhigu.com.cn)

圖5為中國年度ICOR與5年移動平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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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國年度ICOR與5年移動平均線

比較我國1978年至2005年的勞均產出以及勞均資本的變化(見圖6),可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均資本的增長幅度要遠遠大于勞均產出的增長幅度,即資本投入的增長要遠大于總產出的增長,意味著資本利用效率的下降。這進一步可以由資本產出比的變動來考察,見圖7。我國自1978年以來,資本產出比逐漸增加,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資本產出比增長率顯著增加,然而資本投入的大幅增加并沒有帶來產出的同比例增加,這意味著資本使用效率下降了,從而全要素生產率也必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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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勞均產出和勞均資本的變動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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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資本產出比的變動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年份。

綜上所述,我國當前經濟增長的方式主要表現為粗放型特征,即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高增長,而要素的使用效率或技術水平卻沒有相對提高,反而隨著要素投入的增加有下降的趨勢,使得產出的增長與要素的增長不成比例。這種增長方式從長期來看必然不具有可持續性以及穩定性,特別是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日益受到能源和環境瓶頸約束的條件下。因此,要使得我國經濟在長期取得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方式必須由粗放式的要素支撐型增長轉變為內涵的技術支撐型增長。

4 發展方式轉變有賴于產業結構的轉型

我國目前粗放型增長方式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已經產生了一定的約束和限制,其弊端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粗放型增長方式使得我國的生態環境加速惡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過環境的自凈能力。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長方式造成了土地、淡水,煤、電、油、運以及其他稀缺資源的高度緊張。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使得我國的稀缺資源極不經濟的被耗費。

縱觀經濟發展的歷史,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發展也經歷了若干階段(吳敬璉,2006),在不同階段,主導產業發生替代,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發生變革,見表4。在18世紀70年代以前,工業化國家處于起飛前階段,經濟增長主要靠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投入來推動,主導產業為農業。而之后的約100年間,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實現了早期的經濟增長,表現為大機器工業代替了手工勞動,經濟增長依靠資本積累,這一時期的主導產業為重化工業。而再后來的100年間,工業化國家出現了現代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為與服務業一體化的制造業。而20世紀70年代以后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則進入了信息時代,信息化以及通信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技術進步內生于經濟增長中。

表4 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階段和相關的增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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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6:44

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是靠消耗原材料和大批廉價勞動力。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以工業為基礎的第二產業帶動的,還處在工業化國家早期增長階段。在基礎薄弱、科學技術水平低、勞動者文化水平不高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化,最初只能依靠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來實現增長。在工業化發展的起始階段,第二產業的快速發展為我國擺脫貧困創造了物質基礎。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不僅給社會帶來了諸如資源的極度浪費、環境的嚴重污染等問題,而且也導致產業結構的失調,重工業比重較大、農業相對落后、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等問題。三大產業間的不協調,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也影響第二產業本身的持續發展。因此三大產業間的協調發展,已經迫在眉睫。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產業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在要素投入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因此,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依賴于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由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以及文化創新轉變。

5 文化產業發展是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支撐

5.1 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有賴于產業結構的支撐,而其中產業結構的轉變應當主要依靠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作為一國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能提高一國的國際競爭能力,而且越來越成為一國的主導產業而受到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逐漸深入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新的產品形式和組織方式不斷涌現,并且創造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逐漸成為一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文化產業有著“無煙產業”、“朝陽產業”的美譽。在知識經濟時代,文化產業日益成為最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將文化產業視為一種戰略產業,把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作為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我國也將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上了日程,并力圖使其成為未來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當前的社會經濟背景下,我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不但可以緩解日益緊張的資源約束、降低能耗、增加就業,促進社會資本合理流動,而且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從而實現社會經濟文化的可持續與和諧發展。因此,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背景下對文化產業發展進行研究,變得尤為重要。

2004年3月29日,國家統計局在與中宣部及國務院有關部門共同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從國家有關政策方針和課題組的研究宗旨出發,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將文化及相關產業概念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國家統計局將以下8類列為“文化產業”的范圍:①新聞服務;②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③廣播、電視、電影服務;④文化藝術服務;⑤網絡文化服務;⑥文化休閑娛樂服務;⑦其他文化服務;⑧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服務。簡言之,文化產業是以“文化創意”為核心,通過技術的介入和產業化的方式制造、營銷不同形態的文化產品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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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增加值及其比重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年份。

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歷程,文化產業逐漸從初始的自發、無序向產業層面自覺、有序邁進。圖8為我國1997年至2003年間文化、體育、娛樂業的增加值及其占GDP總值的比重。由圖可見,自1997年以來,我國文化產業雖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其增加值占GDP總額的比重仍然非常有限,到2003年僅占3%左右,2004年以后的數據由于統計口徑有一定改變,故不易與之前數據進行比較。圖9為文化產業就業人數占總體就業人數的比重以及占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總數的比例,其中文化產業包括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由圖可見,文化產業就業人數占總體就業人數的比重在1978年至2002年間相對穩定,而文化產業就業人數占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比重卻在1978年至1993年間經歷了大幅下降,且1994年至2002年間也呈逐步下降趨勢。可見當前我國的文化產業并沒有完全發揮第三產業“勞動力蓄水池”的優勢,其對就業吸納的潛力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發展。表5為我國主要年份文化產業發展主要指標,從指標的變化趨勢來看,1978年至2006年,代表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指標都有明顯的提高,意味著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我國的文化產業日益繁榮,文化產品日益多元化,極大地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余地,出版物和電視電影等媒體逐步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市場競爭格局。然而,從表中數據也可以看到,我國文化產業總體發展還比較緩慢,尤其相對于第三產業近幾年的蓬勃發展而言。因此,在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時期,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使得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與國民經濟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呈正比,使得以創新為基礎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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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文化產業就業人數比例變動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

注:TOTAL表示文化產業就業人數占總體就業人數的比例,IND3表示文化產業就業人數占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比例

表5 文化產業發展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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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2006年中國社會統計數據

5.2 文化產業發展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機制

文化產業區以“創意”為核心,以盈利為目的,與其他產業相比,其不同的產業特征決定了在研究中有必要將文化產業區別于一般的產業單獨進行分析。文化產業以創意為基礎,通過不斷創新從而獲取利潤。

首先,文化產業屬于創新密集型產業,創意是文化產品和服務產生與發展的靈魂。創意的產生引發的技術進步能夠一方面提高要素質量,另一方面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促進經濟增長向集約型方式轉變。另外,與一般的技術創新產業不同的是,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都是文化創新的過程。而文化產品的消費使得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價值實現和放大,是產業營銷模式創新的過程。因此,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轉型,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二,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當知識和技術作為生產要素的時候,生產中會出現規模報酬遞增,因此創新對于經濟增長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發展機制。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即技術創新的過程,在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中,創意的研發固定成本高,而邊際成本低,一個創意一旦被市場所接受,可以持續地帶來遞增的收益,因此,文化產業生產中的規模收益遞增特性決定了文化產業促進經濟增長機制的長期穩定性以及可持續性。

第三,文化消費具有共享性或網絡正外部性,即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消費者從產品中所獲得效用與共同消費同一產品的數量正相關,隨著消費者數量的增長,每個消費者獲得的效用也將增長。與傳統產業不同,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存在很強的外溢效應。文化產品的價值并不是來源于稀缺,而是來源于普及,普及程度越大,其價值也越大。另外,文化產品生產中的規模經濟性決定了廠商在進行定價時需遵循平均成本定價的原理,因此文化產品的價格主要取決于廠商對文化產品的市場的規模預期,當廠商預期市場規模較大時,商品的價格會較低。因此,無論是從消費者獲得的效用角度還是從市場規模角度,消費者福利與文化產品的市場規模正相關。

第四,文化產業的生產具有范圍經濟性,產業內部關聯緊密。文化產業的理念創新具有較高的固定成本,同一創意如果能夠通過若干不同的媒介分別承載,其創意的固定成本將會得到有效的分攤,創意的經濟價值也會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因此文化企業的生產應當采取同心多元化的發展戰略。如Disney品牌作為動畫產業譽滿全球的同時,其基于創意的品牌優勢對于旅游以及相關的各種紀念品、書籍、影碟等產業分支逐步擴大,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第五,文化產品具有正外部性,來源于文化產品的提供具有部分排他性以及非競爭性。非競爭性表現在,文化產品的生產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創意提供的成本,而與消費者數量關系不大,生產者在生產中享受規模收益遞增。另外,對文化產品的消費人數的增加不僅不會帶來擁擠成本,反而會帶來共享收益,其消費具有收益遞增性。非排他性表現在,文化創意的提出具有正外部性,使得技術追隨者的模仿成本小于技術發明者的創新成本,這種創意外溢有利于追隨者發揮后發優勢。

第六,文化具有產業外部性,文化產業的范圍經濟決定了產業目標的多元化。文化消費不僅滿足了消費者的效用,同時也是消費者學習知識,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過程。文化產業不僅具有經濟功能,同時還具有社會功能或文化功能。

6 結 論

文化產業通過推動技術進步,生產和消費的規模經濟,生產的范圍經濟、正外部性和產業外部性等機制,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從而提升要素質量和使用效率以提高TFP水平,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以要素投入為推動的粗放型向以技術創新為主導的集約型轉變,從而在長期形成持續增長的動力。文化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轉型,促進服務業發展,緩解經濟增長中的能源、環境壓力,使得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文化產業不僅包括文化產品的生產,還包括文化服務的提供,能夠形成產業發展的鏈條,有效的增加就業,延伸價值鏈增值區間,提升產業結構,并使得產業間分工得到整合,優化經濟結構以及資源配置效率。文化產業的生產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應以及范圍經濟特征,其創意理念的生產具有正外部性,其消費具有規模經濟,這種獨特的產業特征決定了其增長速度呈指數性或幾何級數增長,其生產和消費增長的內生性決定了其發展必然存在品牌聚集的規模優勢,而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恰為規模收益遞增,因此,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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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此項研究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07&ZD00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0473036)資助。此項研究也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南京大學經濟轉型和發展研究中心”子課題“經濟增長與結構轉型研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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