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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隱無名_論文化軟實力與中國電影的發展

時間:2020-04-25 理論教育

道隱無名_論文化軟實力與中國電影的發展_文化產業研究:文化軟實力與產業競爭力(第3輯)

大象無形 道隱無名——論文化軟實力與中國電影的發展

阮南燕

摘 要 電影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通過對歐美、亞洲國家借助電影傳播增強國家軟實力狀況的分析,對照目前中國電影在對內建構國家意識形態、對外傳播中國國際形象方面存在的不足,探討中國電影產業未來軟實力發展之路,以應對愈益激烈的國際軟實力競爭。

關鍵詞 軟實力;中國電影;文化產業

老子云:“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言為最大的樂聲反而聽起來無聲,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見行跡。“音”、“象”何謂?“道”也。猶老子所謂“道隱無名”。言及藝術之“道”,理亦然。“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可謂藝術真善美之最高境界,一切最完美的文藝作品都會進入無形的道的境界,進入樸素自然而無任何人為雕琢的本真境界。電影作為藝術之一種,其間隱含的“道”正如老子所云隱于“無名”,具有寓教于樂,潤物無聲之特性。而從文化軟實力的角度審視電影,電影的這種“道隱無名”的屬性,正是能夠在潛移默化之中構建民族價值體系,增強民族凝聚力,形塑國家形象,提升國際競爭中國家的軟實力。這也是當下世界各國爭相發展文化產業,努力提升影視傳媒等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文化,通常泛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或符號表意系統,具體表現為神話、宗教、哲學、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形態。文化軟實力的提出,意味著長期以來對文化的理解已經由抽象的意義符號層面轉向國家權力的實體層面,文化成為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國家實力同一范疇的不可或缺的“實力”之一隅。從文化符號論轉向文化實力論,說明文化中潛在的“實力”因素,已經被提上國家發展與國際權力角逐的重要戰略地位。而實際上,“軟實力”概念的提出,所強調的也正是文化的“國家實力”范疇。

國際關系中的軟實力思想可以追溯到摩根索和克萊因等學者的著作,而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則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Nye)。1990年,他在《政治學季刊》和《外交政策》雜志上分別發表《變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質》和《軟實力》等一系列論文,后在其專著《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和《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中予以系統闡述軟實力的概念,包括軟實力的內涵、來源、功能及其與硬實力的關系。隨后“軟實力”之說風靡開來。約瑟夫·奈指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包括硬實力(Har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兩個部分,硬實力包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和資源實力,是一種可以用指標來衡量的有形的“硬資源”;軟實力是以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所形成的優勢對他者發生“同化式”(Co-op-tive)的力量,包括吸引力、凝聚力、導向力和仿效力。約瑟夫·奈認為,美國軟實力的潛在資源有好萊塢電影、美國之音廣播、衛星電視新聞、互聯網、期刊、海外留學生等等,而其中,電影的軟實力可謂首當其沖。

從文化軟實力的層面審視電影,意味著從國際政治的視角、從國家權力角逐的角度重新審視電影所具有的內在支配力和滲透力。這種觀念的轉變也就意味著電影身份的轉換:一是從過去單純的文化藝術的一種教育手段轉化為國家實力的載體之一;二是從以往文藝的從屬地位上升至與國家政治、經濟與軍事統治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三是從國內的統治形式擴展為國際的統治形式;四是在國際政治角逐中成為一種權力的象征。這表明,在文化軟實力視野下,電影已經從以往的藝術教育形式衍變為國與國之間權力爭奪的國際政治角逐的重要載體。

(二)

加拿大的馬修·弗雷澤在《軟實力:美國電影、流行樂、電視和快餐的全球統治》一書的序言中說:“對于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而言,盡管其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是絕對必要的因素,但從歷史上看,軟實力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一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資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最有影響的對外使者之一就是查理·卓別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20多年后,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米老鼠和唐老鴨引導著迪斯尼外交將美國的價值觀傳播到全世界。”在作者看來,硬實力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而軟實力是建立在價值觀的基礎上。“美國的軟實力——電影、流行音樂、電視、快餐、時裝、主題公園——傳播、確認、強化著人們共同的規范、價值觀、信仰和生活方式。”硬實力發揮的是威懾、勸誡功能,軟實力發揮的是誘惑、說服功能。正因為軟實力具有如此之大的功效,世界各國無不紛紛發展以影視傳媒為主的文化產業。

美國電影產業基本遵循完全市場化的運作機制。自1893年愛迪生發明電影鏡以來,美國電影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好萊塢帝國神話”,將各種隱含美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美國夢”輸送到世界各地。“好萊塢電影有意識地用并不復雜的敘述手法來迎合大眾的共同要求,使其能夠滿足各種觀眾的口味,無論何種民族、何種教育程度都能看得懂。結果,好萊塢電影成為理想的出口品,得以向全世界傳播美國的口味和價值觀。”可見,美國電影已經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政治闡釋、外交宣傳、意識形態滲透,而具有更廣泛的軟實力效應。“在美國,恐怕沒有哪個產業像電影產業一樣如此依賴國際市場。”好萊塢電影完全定位于全球電影市場,將拓展海外電影市場作為最大的任務,在“普世價值/大眾文化包裝”的模式下,實施“重型炮彈”的大片戰略,對受眾市場進行細分定位,針對觀眾的不同興趣制作全方位的類型電影,以大牌明星的豪華打造為全球觀眾“生產快樂”,讓受眾欣然接受各種電影娛樂產品,與美國的流行音樂、電視、廣播等娛樂節目一起,達到最終認同美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效應。難怪美國電影行業工會在一份致白宮的備忘錄中說:“電影可以成為以極小成本甚至零成本進行國家宣傳的最佳方式。”美國電影的這種“大電影產業”的運作模式,很能夠為目前剛剛起步的中國電影產業提供可資借鑒的范本。

英國在1997年將創意產業作為國家重要產業加以重點政策扶持,成立了“創意產業特別工作小組”,首相布萊爾親自擔任小組主席,走出了一條“政府積極推動、先進理論支撐、核心城市帶動、加大對外宣傳”的創意產業發展模式。法國則舉全國之力做好重大文化產業品牌項目的扶持和經營,尤其是電影產業,在法國文化產業中占統治地位。法國是一個愛好電影的大國,尤其是對本國電影的熱愛,更使法國電影時常占據本國電影排行榜之首。如2004年,《放牛班的春天》超過《怪物史萊克2》、《哈利·波特3:阿茲卡班的囚徒》和《蜘蛛俠》,成為2004年度法國電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一位。1959年,法國政府建立電影產業經濟資助賬戶,由國家電影中心(CNC)直接管理法國電影產業。國家電影中心的任務主要是對電影市場進行調控管理,對電影產業進行經濟扶持,促進法國電影在國內外的放映和發行,發展電影教育業,保護電影文化遺產。CNC實行的這些產業政策,為法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制度和資金上的支持,使得法國電影既保持了法國的本土所有權(CNC規定,法國電影是由法國投資51%~100%的電影),又具備了強勁的競爭力,在好萊塢電影席卷全球的狂潮下,還能保持本國電影票房穩居市場票房的30%。這種民族電影的頑強與韌性,尤其是對藝術電影的推崇,確實值得中國電影引為標榜。

提及印度電影,它那獨特的交織著印度歌舞的敘事模式和敘述風格,著實在世界電影之林中獨樹一幟;而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在過去的20多年里,印度電影的產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即便是產量平平的2003年,印度也生產出了877部電影,“寶萊塢”之名當之無愧。據Ernst &Young公司的調查統計,2003年印度電影的總收入約450億盧比,預計印度電影將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長,2008年印度電影總收入將達到1 010億盧比。不過,印度電影業基本上是一個無組織的松散行業,具有非常靈活的運作機制,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電影制片人,任何公司都可以攝制電影,電影拍攝按照流水作業的方式運行。印度電影產量雖然巨大,但由于語言、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影響力度遠遠不及美國電影。印度民眾對本國電影的熱情,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一種強烈的排外情緒,使得他們更認同本國電影所表達的文化觀、道德觀和價值觀。如何凝聚民心,從印度電影可見一斑。

日本的文化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了巨大的增長,極大拉動了持續低迷的日本經濟,尤其是動漫和游戲領域,更引領全球市場,極大改善了日本的國家形象。2006年4月,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在東京秋葉原的數字好萊塢大學發表《文化外交的新構想》的演講時,談及動漫之功效:“如果讓人一聽到‘日本’一詞,馬上冒出的印象是明快、溫暖、漂亮、酷等,長遠來看,日本的意見容易行得通,日本外交能夠順利展開,并一步步接近目標。”關于文化與國家聲譽,他認為,“打造一個國家的聲譽,就像企業打造名牌一樣,而打造國家的名牌,不能僅靠外交官,必須借助日本文化的力量,利用流行文化對其他國家的國民發生影響”。動漫產業在日本的文化產業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2005年,動漫產業的產值占日本GDP的比例為16%,在全球的影、視媒體播放的動畫片中,日本動畫片達到了近60%的市場份額。借動漫的廣泛傳播,日本文化暢行天下;借動漫的完美形象,日本國家形象相得益彰。日本動漫今天的輝煌,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30年的辛勤耕耘,這才形成了日本動漫細膩、柔美、明快、浪漫的總體風格,講求細節、尋求完美的制作理念,充分展現了日本大和民族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訴求。日本動漫文化在人性的和美外形下滲透著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這種對人類普遍意義上的追求,也是其超越美國動漫的原因之一。

較之日本,韓國影視文化的異軍突起,更彰顯了文化軟實力的魅力。韓國政府高度重視文化產業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1988年提出“文化立國”的主張,2001年成立了“國家機構文化產業振興院”,制定了文化產業的國家戰略,在短期內實現了文化產業從貿易逆差到順差的飛躍。其中影視產業被視為重中之重,韓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和推動國產影視業的發展,涌現了韓式“大片”,如1999年的《生死諜變》,2001年的《朋友》,2003年的《實尾島》,2004年的《太極旗飄揚》等,完全在國內搶占了好萊塢大片的市場;同時韓劇廣為傳播,如《大長今》、《冬日戀歌》、《人魚小姐》等,實現了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雙贏。影視文化的繁盛,導致“韓流陣陣”,極大地提升了韓國的國家形象和政府的影響力。韓國影視文化的突飛猛進,除去其政府扶持、產業機制等諸多原因之外,更關鍵的因素還在于其影視文化的定位:將韓國傳統的儒文化與現代人文精神進行合理的轉型和創新。《大長今》、《春去秋來》、《冬日戀歌》等作品獲得的成功告訴我們,東方人文精神中蘊涵的普世價值,完全能夠穿越時空,在各種敘事模式中得以現代闡釋,從而獲得普遍的認同。對于具有更加久遠歷史和人文傳統的中國而言,韓國影視作品對古典與現代的成功轉型,實在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三)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在《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一書中的表述,國家的軟實力集中體現為文化影響力、意識形態影響力、制度安排上的影響力和外交事務中的影響力。也就是說,國家軟實力的體現,首先是國家的內在凝聚力,即本國人民對國家政體的高度認同,對本民族悠久歷史和傳統文化道德的認同;其次是國家的外在吸引力,即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形象對其他者在政治、思想、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吸引力;其三是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引導力。中國電影的軟實力,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在新中國的外交事務中表現出來。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曾經安排放映了中國彩色戲曲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并以“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為之說明,極大地緩和了尖銳的外交斗爭,可謂電影軟實力的經典呈現。1980年代初,電影《少林寺》在香港和世界華人觀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中國國家形象借此而告別了“文革”形象。此后,在第五代導演和第六代導演們的努力下,中國形象藉電影開始向世界傳播。(www.weizhigu.com.cn)

從中國電影目前發展的現狀看來,中國國家形象的內在形塑藉主旋律電影的提煉和集聚基本定型。尤其是從近年來涌現出的《鴉片戰爭》、《我的1919》、《臺灣往事》、《云水謠》、《東京審判》和《集結號》等電影可以看出,主旋律電影在歷史的廣度、思想的深度、文化的多元呈現上均有所突破,在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拓展民族想象、增強民族國家凝聚力、構建民族國家核心價值體系方面,功不可沒。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國電影人也都紛紛借回顧二戰歷史彰顯本國人民在戰爭中的英勇表現,弘揚國家的光輝形象,如《拯救大兵瑞恩》、《兵臨城下》、《珍珠港》、《父輩的旗幟》、《硫磺島的來信》、《男人的大和號》等影片,紛紛借個人化的表述,傳遞全人類的心聲,重塑民族記憶,張揚國家理念,非常巧妙地完成了國家軟實力的宣揚和傳播。

中國國家形象的外在形塑,較多的在一些國際獲獎的電影作品和大量的商業片中表現,如《紅高粱》、《霸王別姬》、《秋菊打官司》、《臥虎藏龍》、《英雄》、《十面埋伏》、《無極》、《功夫》、《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霍元甲》、《投名狀》、《功夫之王》等影片。無可否認,這些電影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俠義文化,讓中國功夫享譽全球,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引起了海內外對中國的關注,從寬泛的意義上來說,是有助于國家軟實力的提升的。但是,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影片均有意回避了主流價值的宣揚,在國家形象的塑造上陷入了一種邊緣敘事。這些影片盡管大多數都將目光集聚于中國悠久的歷史,但是,歷史的深邃、文化的精湛與文明的傳承均被作品揚棄,銀幕顯示的是宮廷爭斗、夫婦反目、骨肉相殘、亂倫偷情,對權力、殺戮、性的展示遠勝過對傳統思想文化的贊美,與我國傳統文化提倡的崇尚仁義、講求孝道、以義制利、謙虛有禮、中庸和平、含蓄內斂等“外儒內道”的精神相悖,更無人性人情之真、善、美可言。而近年來在戛納電影節、柏林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等電影節上頻頻獲獎的多是第六代影人的藝術電影,這些電影完全立足于個人化、風格化的敘述,表現社會邊緣人的生活和他們陰暗、扭曲的人性,展示的只是中國社會某些個別的畸形的現象。無論是表現中國現代生活的影片,還是表現中國古代歷史的影片,均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對東方,尤其是對中國的“期待”,然而,這種“期待”的契合,損傷的卻是健康的中國的國家形象。中國電影軟實力的提升,必須借助中國形象的正面塑造,才能更準確、全面地展現中華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和變化,中國人民的勤勞善良、堅忍頑強。

從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電影主管部門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發展和提升電影產業的政策,從體制和機制上為提升電影的產業競爭力做了有力的保障。如先后實施了“影視合流策略”、“電影精品戰略”、“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引進分賬大片”、“院線制”等重大舉措。在1996年和2002年,兩次出臺《電影管理條例》,規范和引導電影市場。2003年12月1日起,實施《電影制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中外合作攝制電影管理規定》、《電影劇本(梗概)立項電影片審查暫行規定》等規定。2004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的協議,對于電影制片、發行、放映經營的資格準入,對于外資、港資進入中國電影業,對于調整電影審批制度等都做了許多更加有利于電影業發展的新調整。顯然,這一切都是國家對文化軟實力的建構和提升的積極舉措,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

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國家形象和國際地位日益上升,尤其是2008年夏季奧運會在中國的舉辦,“中國熱”席卷全球;中國作為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古老的“東方”,將借著西方對東方文化的回歸,成為西方人關注的焦點;中國電影百年所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底蘊和審美風格,以及眾多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導演和明星,可以令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中獨占一格,并借中國文化的影響加大國際電影市場的期待;中國兩岸三地電影資源的整合,無形中加大了中國電影的競爭力;而巨大的世界華人網絡,無疑構成了全球性的中國電影文化的交流空間;尤其是國際合作所帶來的電影業投資、創作和發行的日益國際化,將極大地推動中國電影走向世界。

目前在國際電影市場上,以中國為敘事背景的電影,已經出現消費需求的上揚趨勢。據統計,1997~1998年,中國影片海外銷售總額僅有4 848.66多萬元。從《臥虎藏龍》肇始,自2003年以來,《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功夫》、《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功夫之王》等中國功夫片風靡全球,海外票房節節攀高。一改過去華語電影的小眾市場,進入好萊塢主流院線進行大規模放映。如《臥虎藏龍》,有2 027家影院同步上映,《英雄》有2 175家,《十面埋伏》有1 189家,《功夫》有2 503家。這種強大的市場覆蓋和滲透能力,使得“在美國市場上,華語電影已經比其他任何歐洲國家的電影更受觀眾歡迎,而歐洲電影曾經是美國市場上最成功的藝術影院電影的傳統來源”。無獨有偶,在中國敘事熱的潮流下,眾多好萊塢大片紛紛將中國元素融入片中,如《諜中諜Ⅲ》,故事的結局放在了中國上海,以中國江南水鄉的寧靜喻示主人公內心的平和;而《木乃伊Ⅲ》,更將整個電影的情境設置為古代中國的權力之爭,這些,無疑均能看出中國在國際形象中地位的提升。然而,從電影產業的規模來看,中國電影產品出口金額雖有一定增長,但貿易規模偏小,貿易逆差巨大。根據中國商務部服務貿易司2007年統計報告,1997年中國電影、音像出口金額僅為1 000萬美元,至2005年出口金額為1.34億美元。其中,美國是中國第一大電影、音像出口市場,中國內地有超過50%的電影、音像出口到美國。然而,從國家整個服務貿易出口比例來看,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為739.09億美元,而電影、音像1.34億美元出口總額在中國服務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僅為0.18%。這也就說明,從國際角度而言,中國電影產業目前仍然處于軟實力競爭的弱勢之中。

(四)

回顧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歷史,早在1935年,《漁光曲》便首次在莫斯科電影節上載譽國際。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種種政治、意識形態等外部原因,更多時候中國電影只能局限于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和第三世界民族國家范疇之內,嚴重影響了中國電影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因此,長期以來,中國電影受意識形態宣傳等觀念的影響,一直停留在小范圍的“文化交流”或者電影圈“評獎”的精英傳播階段,產業化規模小,市場化程度低,難以集聚資源,形成品牌,更難以打入國際主流電影市場。直至2000年以后,情況才有所改觀。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電影的產業化之路可以說才剛剛起步,距離國際電影產業化的宏偉規模可謂遠矣。如何從文化和產業的角度思考中國電影的未來發展,最大限度地提升電影軟實力,是我們目前需要考慮的兩個焦點。

毋庸置疑,中國電影若想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巨擘,目前橫亙于前的首先是電影產業作為內容產業的“內容”,即電影文化內涵的問題。一是傳統文化現代表達的問題,即中國古代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問題。中國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傳統,儒家、道家思想遍及全球。如何既保留思想文化的精髓,又將其在日常敘事中輕松演繹,使之與現代文明水乳交融?思想是文化的核心,是電影的靈魂。這個問題也是制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首要問題。二是中國故事的國際表達問題,也就是如何解決中國電影的本土化和國際化的問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是,民族的若想為世界所接受,還存在一個如何用世界人民能夠感知的方式表達本民族情感的問題。這實際上也就是要求中國電影在保持中華民族特色的同時,尋求更廣泛的人性言說方式。縱觀中國電影的發展,盡管“中國故事”獨具魅力,但敘事模式卻難以為廣大的西方觀眾理解和接受,導致中國電影難以擴大影響。三是中國之“道”的隱性表達問題,也就是寓教于樂的問題。中國電影長期以來宣傳的痕跡過重,“道”的闡述過于直白,這也是制約中國電影國際化的重要原因。如果說以往中國電影重在“教”的話,那么,若想順利占領國際電影市場,就應該大力張揚“樂”,如好萊塢電影一般,將“道”隱于“無名”,化于無痕。四是中國形象的英雄式表達問題,也就是“中國英雄”的塑造問題。此處所言之“中國英雄”,既非我們日常所見的銀幕上的民主主義革命戰爭中之“國家英雄”,亦非目前流行全球的中國功夫片中的“英雄俠客”,而是指類似于好萊塢電影中拯救國家危機,拯救民族危難,拯救全人類命運的“英雄”。無可否認,《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霸王別姬》等一批較早走出國門的影片以獨特的中國文化元素獲得了國際的認可,但這些影片所展示的,是一種頹廢的、愚昧的、落后的、畸變的中國文化,是我們民族劣根性的夸張表達,目的在于迎合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期待,以獲得他者的認同,進而躋身世界電影之流。目前看來,這種吸引西方目光的策略無可厚非,但今天的中國已經今非昔比,是時候正面展示中國明朗、健碩、偉岸、朝氣蓬勃的光輝形象了。《臥虎藏龍》、《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功夫》、《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功夫之王》等影片雖然正面展現了中國功夫的博大精深,然而,中國形象并非僅僅限于中國功夫這一隅。只有改變單一的文化呈現模式,賦予電影多元文化內涵,才能提升電影文化的軟實力。只有塑造健康明朗的中華民族形象,體現中華民族真實的精神氣質,才能以獨特的藝術魅力和真摯情感感染世界觀眾,這才是電影軟實力建設的重中之重。

電影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電影要真正成為世界電影的重要一隅,就必須繼續增強中國電影產品適應國際市場的適應能力,擴大中國電影的產業化規模,提高中國電影的市場化程度,形成國際市場品牌,才能形成中國電影的“實力”。首先必須加大文化體制改革的力度,培育和完善國內電影市場,通過推行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實現“風險分擔、利益共享”的市場機制,逐步形成以政府為引導、電影企業為主體的電影產業發展框架。其次,優化電影產業結構,重點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商業類型片。目前,中國電影產業結構形成了以主流商業片為主體,藝術片、主流意識形態片(政府投資拍攝)為輔的三足鼎立之勢,其中主流商業片中80%以上由民營制片機構獨立或聯合拍攝。但其間存在的問題較多,如影院放映數量過少,票房由大片支撐,藝術片大部分無法進入影院等,因此,需要大力推行電影院線制、制片人制,建立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院線公司和獨立的藝術院線。其三,以資本為紐帶,推進電影產業集團化。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頒布了《關于加快電影產業發展若干意見》,提出“大力推動規模化、集約化經營,打破地域性、行業性的封閉型經營格局,形成影視錄盤網等多媒體多元化經營結構。鼓勵影視合流,鼓勵電影企業組建以資本為紐帶的跨地域、跨行業、跨所有制經營的大型電影集團,將電影產業做強做大”。目前國有電影集團主要通過行政力量組建,并未形成現代企業制度,中國電影傳媒集團化的未來,在于國有電影傳媒單位的企業化轉制和民營影視傳媒集團的崛起。為促進中國電影軟實力的發展,國家有必要在投融資方面給予民營電影企業以政策支持,同時,應允許風險投資資本進入電影產業。其四,完善電影產業價值鏈,實現多點盈利。長期以來,好萊塢形成了包括市場調研、題材策劃、創意測試、影片攝制、發行、廣告促銷、放映(包括國內影院放映,海外放映,推出DVD和錄像帶,在有線、無線電視臺放映)、后電影開發(圖書、動漫、電視劇、服裝、玩具、主題公園等)在內的一整套完整的市場運作體系,從而有效地保證了電影產業價值鏈的良好運作。中國電影產業的價值鏈亟待完善。最后,利用既有的國際電影平臺,加大電影市場營銷和商業輸出。設立專門的電影國際營銷機構,為中國電影量身定做推銷方案;采取各種方式促進中國電影的國際銷售,如創辦刊物、印制宣傳冊、制作海報、制作光盤、設置電影市場展臺等,展示中國電影的實力。

電影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如何在加強電影產業化的同時,通過電影這種文化娛樂的方式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讓世界觀眾在享受電影的審美愉悅之中感受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傳統、中國的精神,接受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可謂中國當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當下亟待解決的研究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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